摘要:“双一流”建设将学科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首轮建设期内对学科进行了战略性布局与调整。通过分析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调整总体情况、不同学术类型高校学科变化以及不同地区高校学科总体调整趋势，运用多重制度逻辑阐释学科布局与调整反映的国家、市场、学术与社区逻辑。进一步地，在历史比较与中西教育对比的维度上，反思我国学科变化逻辑呈现出的本土特征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 双一流  学科布局  学科调整  多重制度逻辑 

从2015年国务院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2017年发布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流”建设受到国内社会与国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双一流”建设强调“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学科布局与调整是一流大学实现“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路径与目标。本研究着眼于首轮“双一流”建设周期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学科布局与调整方面呈现出的图景。从多重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变化的总体趋势、不同学科特色类型高校的学科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地域的一流大学学科布局数据，分析“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增减呈现出的国家、市场、学术、社区逻辑，进一步反思我国学科布局与调整的本土特征与时代意义。

一、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框架与运用

学科内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指围绕“学科”而建立的专门化的组织，即学术组织。^[1]大学中的学科整体上是知识学科和组织学科的结合体，两者是“里”与“表”的关系。^[2]作为学术组织，关于学科变化的制度逻辑，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于1983年提出了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三因子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对学术组织的影响。理想的学术组织治理模型应是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三者互相制约，但由于三因素在不同国家的权重不同，会呈现出国家体制、市场体制和专业体制的类型。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为高等教育组织变革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经典范式，后续研究者们对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理论不断进行延伸拓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认为政府、高校与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重要位置，政府是“主导因素”,政府与大学、市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着“三足鼎立”的位置变化。为此，他在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式”基础上细化了三者间的关系，特别分析彼此不均衡状态下的模式。^[3]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与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则从另一角度指出多维“螺旋”结构更能体现政府、大学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合力，从而最终使三者共同获益。^[4]此外，政府对大学和市场这两个领域的作用，正在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政府刺激和鼓励学术机构要对“创造财富”做出更直接的贡献。^[5]纵向来看，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理论得到了后来学者们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研究不断细化与丰富该理论关于政府、市场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从彼此的分立斗争到动态并存再到交叉协调，三者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彼此之间也更加开放交融。

制度逻辑作为一种元理论，始于阿尔弗德(Robert R.Alford)和弗里德兰(Roger Friedland)于1985年提出的制度逻辑分析范式，并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6],强调制度逻辑是由一系列的规则、文化、信念等组成的，其构成了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同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7]组织内特定制度逻辑的主导型以及制度逻辑间的关系会随着行为者以及情景的变化而变化。^[8]制度逻辑是一套与如何阐明组织现实相关联的含蓄假定及价值标准的集合，同时解释了组织行为合法性以及如何获取成功的原因，其中逻辑为个体及组织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指导并赋予了合法性，虽然制度逻辑理论对组织同形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解释，但传统的制度理论并没有涉及到社会背景的研究。

表1组织变革的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原型

资料来源：帕特里夏·桑顿，等著.制度逻辑：制度如何塑造人和组织[M].王少卿，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73。

在此基础上，桑顿(Patricia H.Thornton)等人指出制度逻辑理论强调多元化、碎片化的制度环境，并认为这样的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桑顿等人于2012年丰富完善了多重制度逻辑视角，在《制度逻辑视角：文化、结构与过程》中认为组织所嵌入的制度逻辑通常是多元的、复杂的，分析了制度在家庭、宗教、政府、市场、专业、企业、社区七个场域中的运行逻辑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10]长期以来，制度逻辑的场域只聚焦于前六个，“社区”作为新的制度场域，是桑顿等人后期增加的，指拥有共同活动与信仰的人的礼俗社会与本地社区，对组织行为影响显著。多重制度逻辑视角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多元的制度秩序下，通过观察社会结构中的行动，分析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探讨影响主体行动的多重逻辑及不同逻辑之间的内在机制。^[11]在冲突的多重制度逻辑中，通常会存在一种主导性逻辑，行动者会采取多种适应性策略以维持生存合法性。^[12]因此作为一种元理论，该视角能够使我们从不同制度秩序逻辑之间的矛盾中解释社会、组织和个体与制度产生异质性和能动性的缘由。

最后，蔡瑜琢等人关于制度逻辑视角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运用的文献综述发现，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制度逻辑运用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层面的制度逻辑，基本遵循了上述桑顿等人2012年提出的七个维度经典范式，根据研究主题进行类型匹配；另一类是场域层面的制度逻辑，即研究者引用其他资料来源与学科视角来分析高等教育组织的制度逻辑，尽管有18种之多，但由于绝大部分可以归属到国家、市场与学术专业的三逻辑范式中，同时由于一些场域逻辑的内涵缺失或彼此雷同，分析高等教育组织的制度逻辑仍然跳脱不了桑顿等人2012年的经典范式。^[13]因此，本研究将以桑顿等人2012年提出的多重制度逻辑作为理论原型，考察影响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布局与调整的因素与制度情境。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学科变化趋势

本研究针对42所一流大学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周期内(2017-2021年),一级与二级学科在新增与裁撤调整方面呈现的规律与变化，收集教育部、42所高校官网以及所有媒体报道关于2017至2021年学科调整变化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按三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第一，从整体分析一流大学学科增减分布，总体把握42所一流大学学科调整情况，探索学科调整背后蕴含的多重制度逻辑；第二，按大学类型与学术特色分析一流大学的增减学科分布，研究各类高校学科调整之间的关系，重点剖析学科调整折射的学术与专业逻辑；第三，按我国地理区域分析一流大学的增减学科分布，研究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一流大学集群在学科布局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与特性，试图解释市场与社区因素对不同区位大学学科调整的影响。学科门类按照教育部2021年以前的13个一级学科进行统计，因“交叉学科”作为第14类型学科于2021年底开始设置，故而不在此次研究统计范畴内。为更加凸显高校在学科布局与调整上的方向性，统计中包括二级学科。

(一)一流大学学科总体增减分布

图1

图1一流大学总体增减学科分布

“双一流”首轮建设期内，一流大学各类新增一级学科的高校累计数达到508个，其中工学增长最多，是位列第二名理学门类的四倍之多，可见一流大学的建设重点方向以及学科集群是理工科。一流大学内哲学、历史学和教育学新增数量最少。从二级学科来看，人工智能学科增长数量最多，高达54。法学门类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增长数量位列第二位。此外，与“数智技术”相关的二级学科增长较多，如数据科学、大数据管理、数字经济等。从学科撤销门类来看，一流大学撤销一级学科总数达112个，其中工学和理学门类也分别位列撤销排名的前两位。由此可见，在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中，理工科的变化幅度是最大的。此外，管理学的撤销调整数量仅次于理学，剩余人文社科等学科撤销幅度不大。在二级学科撤销调整中，较为明显的七年制临床医学撤销改制，逐步被“5+3一体化”所取代，以进一步适应对医学人才的紧迫需求。

(二)各类型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探索大学在学科布局与调整上的学科“路线”,根据学校自身定位、特色与国家的高校分类，将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大致分为综合类、理工类、民族类、师范类、农林海洋类五大类，以此分析不同学术特色的高校在学科建设布局上的态势。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为凸显高校学术特色在学科调整方面的学术逻辑，对高校类型划分基本遵循校名中的“学术特性”结合高校实际特色学科进行归类，尽管一些师范类以及理工类高校强调自己是“综合型大学”,但如果全部纳入综合类高校中则会影响学术逻辑对学科布局影响的趋势判断。

1.综合类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综合类高校新增学科门类累计达到331频次，其中，新增工学门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紧随其后的是理学，约占工学门类的四分之一，可见在综合类高校中工学、理学发展势头强劲，法学的增长也较为突出。工学门类下的人工智能专业增幅达24个，位列第一；法学门类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幅达18个，位列第二。此外，管理学门类下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理学门类下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及经济学门类下的数字经济专业都凸显“数字+”学科的快速发展。综合类高校撤销学科门类频次值为80,其数量远低于新增学科数量。其中，工学与理学的数量仍然位于前两名，其余各门类的学科撤销数值也都在10以内，说明综合类高校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撤销幅度较小。

  图2

图2各类型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前2位分布情况

图3

图3各区域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前2位分布情况

2.理工类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理工类双一流建设高校新增学科门类频次值累计达121,其中新增工学的学校远超其他门类的总数之和，说明理工类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围绕院校特色，聚焦工学发展方向。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和艺术学新增学科院校均未超过10所，哲学、历史学、农学和医学在理工类高校中自2017年以来没有新增。理工类高校二级学科新增的最大值汇总为23,与综合类高校类似，工学门类下的人工智能专业增幅最大，共9个，除此之外新增最多的是“数字+”相关学科群，如经济学门类下的金融科技、管理学中的大数据管理、理学中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

3.其他类一流大学新增学科分布情况

民族类新增学科门类累计共4个，其中主要是工学2个，理学和经济学各1个，其余学科门类均未有新增；二级学科新增经济学中的数字经济、理学中的中药学和工学中的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在新设学科方面与其他类型高校趋势基本一致。师范类一流大学新增学科门类总数频次为14,主要集中在工学、理学、文学、法学和经济学上。农林海洋类新增学科门类频次共38,排名前二的分别是工学16个、农学9个。除哲学、教育学、历史学和医学无增加外，法学、文学、理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的新增数额较为相近。同样，最大增长点集中在“数字+”集群二级学科，突出大数据与智慧科技赋能特色学科发展。

(三)各区域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一流大学学科调整的影响，根据我国最新地理区域划分，本研究中42所一流大学高校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四个区域。①之所以根据一流大学所在经济发展地域进行学科布局统计，原因在于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环境对一流大学学科布局调整可能会产生影响。

1.东部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东部地区高校在首轮“双一流”建设中新增学科数量频次最多，达到274,其中工学增幅最大，且远超其他门类新增数量之和；其后是理学，约占工学门类总数的四分之一，说明东部地区的布局在工学，理学也是主要调整对象。接下来依次是法学19个，经济学和文学并列，都是10个，除哲学没有增幅外，其余的学科门类均未超过10个，彼此之间的变化幅度相对较为均衡。东部高校二级学科新增的最大值汇总共计54个，其中人工智能专业是工学门类下新增最多的二级学科，多达19个；法学门类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幅仅次于人工智能。此外，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新增最值不相上下。东部高校撤销的一级学科总数为29个，分布在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上，各个门类的撤销数目均不超过10,其中工学和理学的撤销数目较多，均为7个。

2.中部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中部高校的新增学科门类频次总数为54,其中工学新增24,远超其他门类，依然是新增门类排列第一的学科，理学和法学新增数量持平，均是7个，并列第二位。除历史学无新增外，其余各个门类的新增数值均未超过5个，说明中部地区一流大学的学科调整重点依然是理工科方向，其余的各个门类也均有涉及，但在数量上并未有太大的变化。中部高校二级学科新增的最大值汇总为18,人工智能新设高校最多，接着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临床医学专业新设较多。中部高校的撤销学科门类总数为16个，其中工学撤销的数量高达11个，占总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教育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的撤销数量均为1个。

3.西部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西部高校的新增学科门类总频次为108,相较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校而言，西部的学科门类新增数量排在东部之后，其调整变化相对较为明显，新增学科门类重点仍是工学，其数量要高于其他门类新增数量之和；其后是理学和文学，两门学科均新增11个。从占比来说，相比其他地区高校，西部高校在文学的学科增长发展上趋势明显。人工智能作为新专业是新增最多的二级学科，占二级学科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各个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新增最值均在3以内。西部高校的撤销学科门类总数为55个。总体来看，西部高校撤销的门类较广，除哲学门类外，其余11个门类均有涉及，工学的撤销数量最为突出，约占总数的一半。

4.东北一流大学增减学科分布情况

东北高校的新增学科门类总频次为72,从东北地区一流大学分布的情况来看，其数量是各个区域最少的，仅有三所一流大学，但其新增的学科门类数量却占比很大。同时从增长最多的工学门类中可以看出，其新增50个，说明东北地区双一流高校也将重点放在了工学领域。此外，其余各个学科的新增数量也并未超过10个，增幅相对较小。东北高校二级学科新增的最大值汇总共计17个，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是增长最多的二级学科，排名其后的是管理学中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随后并列的是法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理学中的生物医学科学专业。东北高校的撤销学科门类总数为12门，撤销的门类主要体现在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和艺术学上。总体而言，东北高校学科门类在撤销变化上较小。

三、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与调整的多重制度逻辑

通过匹配桑顿提出的7个制度逻辑，可以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与调整，集中体现在国家、市场、学术、社区四个制度逻辑方面，并且彼此关联作用。国家逻辑在全球化影响下进一步影响市场、学术、社区逻辑的核心机制，市场、学术以及社区逻辑在学科布局与调整方面相互嵌套，共同影响一流大学的学科组织变化。

(一)国家逻辑中的“数字趋势”与“理论强势”

2017-2021年间，一流大学学科调整最大的特点就是集中设置与强化两类学科，一是理工科中的人工智能学科，二是法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二级学科增长数量最多，院校分布最为广泛。与此同时，学科新布局与增长点还体现在“数据科学+”学科群，反映在经济学、管理学、林业、制造业等学科与专业方向加强“智能升级”与“技术赋能”。人文社科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增长数量最多，幅度最大。不论一流大学的办学特色与地域，均体现出学科加法中的“数字趋势”与“理论强势”,这与国家实施的“数字中国”战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密不可分，是国家意志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直接投射。与此同时，国家逻辑中凸显了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下对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新要求。自中美科技竞争与脱钩以来，美国对我国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高校与高科技产业相关学科学生赴美留学等进行限制，对工业4.0时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链主动脱钩，对我国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了压力与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高校建强配齐马克思主义学科队伍，在新的国际环境与外交大局中筑牢思想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首轮“双一流”建设中增长最多最快的学科。一流高校学科布局的“数字趋势”与“理论趋势”,体现出政府主导体制下高校的学科设置特点，也凸显高校为了获得生存合法性与竞争优势的组织行为。

(二)市场逻辑中的“经济原则”与“迭代趋势”

“市场”在高等教育治理权力中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向经济市场，二是指向家长与学生市场。从一流大学学科增长点可以看出，工学增长最多，撤销调整也最多，理学次之，工学应用性和经济性最强，与市场经济活跃度与敏锐度密切耦合。新增学科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趋势反映出数字经济对学科的影响，同时，就业市场对学科调整的影响较为明显，综合教育部对相关学科的黄牌警告、警示与撤销目录，学生就业较差、学科专业未能迭代升级、人才培养饱和的学科被调整裁撤最多。其中，临床医学被调整与裁撤较为明显，调整主要体现在七年制临床医学本科培养制度改为“5+3”一体化培养，缩短了本科医学教育周期，以更好适应医学生就业趋势和创造时间优势。从二级学科的增减趋势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市场迭代对学科调整的影响。工学类新增二级学科主要是人工智能，裁撤调整则主要是电子信息科学；经济学中新增二级学科主要是数字经济，裁撤的主要是国际经济贸易；教育学类新增的二级学科主要是运动训练，而裁撤的主要是教育技术学；文学类新增的二级学科主要是网络与新媒体，而裁撤的主要是广告与出版编辑。学科调整的一增一减体现了学科调整适应经济市场迭代的逻辑，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传统学科已难以适应市场形势，需要通过学科迭代升级来满足市场需求对学科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的要求。

(三)学术逻辑中的“耦合原则”与“交叉原则”

从不同类型与特色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调整统计数据来看，学科新增基本围绕传统优势学科大类展开，与高校自身一流学科建设目录具有耦合特征，撤销调整学科与自身传统特色学科具有疏离特征。理工类高校新增学科中理工科幅度最高，理科与工科新增在其新增学科总数中占比约为81%,师范类理工科新增占比约71%,农林海洋类为50%,说明理工科高校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紧密围绕办学特色进行同类学科类聚与加法。从撤销调整的学科种类来看，高校的学术特色学科或者特色学科的相近学科基本没有“被裁被撤”,如综合型高校与理工科高校中均有撤销的“教育技术学”情况，没有出现在师范类院校中。在此基础上，学科布局体现出鲜明的“数字+”学科交叉与“四新”学科建设的突出特征。“四新”学科强调新形势下高校传统专业包括文科、工科、农科、医科的转型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凸显了数字数据技术对传统学科的赋能。从新增二级学科与方向来看，体现最为集中的是“数字/数据+”学科建设，如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智能制造、大数据管理与运用、智慧林牧业等。同时，在撤销调整学科目录中，传统学科如国际经济贸易、广告编辑、电视编导、旅游管理、电子信息管理等被裁撤数量较多且幅度较广。学科布局的“一增一减”趋势呈现出高校学科发展的数字化交叉原则与取向。

(四)社区逻辑中的“地区回应”与“绑定效应”

制度逻辑中的“社区”,具有共处一地、邻近性、共同价值驱动等特征，在解释高校与社区关系网络与高校创新行动逻辑时，持久的社区和地方绑定效应很重要。一流大学学科调整体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从不同地域一流大学学科布局调整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增长最多的二级学科是人工智能，但东北地区是智能制造工程，体现出东北地区高校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应。与此同时，从人文学科增长来看，西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文科一级学科增长绝对数量最大，幅度最大(增长幅度最大是指学科增长数量占总增量的比例最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西部高校文科建设存量不足之外，还与文科建设所需成本较小不无关系。相比理工科的增长需要大量财政资源投入不同，文科新增学科点的建设成本相对较小，对于西部高校在财政资源相对局限情况下选择学科布局具有逻辑自洽性。最后，从学科调整的“振幅”来看，高校学科布局调整与地区发展呈现出“绑定效应”。从不同地区撤销学科与新增学科大类数量的占比来看，发现西部地区高校学科调整幅度最大，为0.5,中部次之，东部地区高校则振幅最小，只有0.1。这说明西部地区“一流高校”通过学科调整优化学科生态系统，填补地域位置对一流高校建设带来的弊端，其动机最为强烈。

四、反思：学科布局与调整的本土特征与时代意义

国家、市场与学术权威作为高等教育学术组织治理的三个维度，不同国家在三角权力内所处的不同位置意味着三个治理力量结构的不同。^[14]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时空与中西文明差序格局下，我国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与调整呈现出多重制度逻辑的本土特征与时代意义。

(一)学科调整逻辑的外延内涵不断拓展

尽管国家、市场与学术专业逻辑，是影响大学组织变革与治理的传统主要逻辑，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制度逻辑的权力结构有所不同，制度逻辑本身的外延与内涵不断拓展。总体来说，21世纪以来，传统上国家权力发挥绝对性作用的国家，通过权力下放向市场与学术两端稍有偏移；而传统上市场力量与学术权威占据主体地位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则愈发有被政治裹挟与干涉强度加深的趋势，西方学者多将现今的市场与学术权力，尤其是在新公共管理主义背景下的治理权力被阉割成为“准市场”与“被管制的学术”。^[15]从我国首轮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与调整逻辑来看，国家权力仍然是最显性的治理逻辑，但与此同时，从我国高等教育治理逻辑的历史纵向维度来看，国家权力外部受国际局势影响愈发显著，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博弈与权力碰撞对国家逻辑在学科调整中的作用机制发挥更大促进作用。学科调整内部受市场需求导向影响加深，直观反映在学科的增减趋势更强附和市场的迭代升级逻辑，且进一步地影响学术逻辑。这一点突出反映在学术组织作为知识生产主体，其知识生产脉络受市场逻辑等影响形成的断裂性高于知识自发演绎生长的延续性。社区逻辑对一流学科建设发挥更强的中介作用，国家、市场、学术三重宏观逻辑在对学科调整作用机制的过程中，高校所处地域特征、社会期望、共有价值理念等成为学科组织变革的“催化剂”与“小逻辑”。我国一流大学中的学科布局与调整处于更加多元碎片的制度环境中，不同逻辑之间相互嵌套，大学学科治理的外部逻辑边界正在持续拓宽，学科治理的内部逻辑正朝复杂多维方向发展。

(二)学科调整核心逻辑具有体制持久惯性

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制度，对于治理体系中协调权力的解释也会有细微差别，进而影响国家、市场、学术、社区对学科治理逻辑的解释。首先，与其他国家建设一流大学不同，我国在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上，始终强调“世界一流”与“中国特色”的双因素，这与国家权力在我国的实际释义不无关系，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国家”既包括政府意志也包括执政党意志，且执政党意志具有更上位与可持续的特征。“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制度维度”^[16],这一特征反映在学科布局与调整中，就如“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理工科显著增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人文社科增长，与其他国家在一流大学建设中人文社科呈现显著被削弱或关停的局面形成差异格局。其次，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多呈现先发内生型特征，学科发展以学术逻辑为主^[17],与西方国家更多依靠市场或大学学术力量引导学科变化相比，我国的国家意志体现更为显著，是强烈的上位主导逻辑。与此同时，在国家作为核心主场逻辑的影响下，大学学科建设更加呈现“授权问责”^[18][19]的趋势，即政府将“权力”委托授权给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市场、学术、社区等，形成综合反映国家核心逻辑的运行体制。

(三)学科调整逻辑呈现出场域权力的实践取向

从一流大学学科的布局调整趋势来看，我国学科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不足，被动生发特征明显。吉本斯曾提出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学术权威判断为准，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学术人员的知识权威正在消失，学科调整不断受到权力实践的影响。^[20]权力实践在本土话语与时代背景下，不仅包括国家权力更多受到全球化国际权力角斗的影响，还包括高校间与高校内部不同学科形成的“强弱权力”,新增态势最明显的学科具有更强“学术权力”与“场域强势”。组织场域概念来源于布迪厄，指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经过场域的重构后再作用于场域内的行为者，以达到制度逻辑的“地方化”与“具象化”。^[21]从我国一流大学的学科调整与布局态势可以看出，理工科中的“人工智能”及“数字+”学科，人文社科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拥有更强的场域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体现在新增学科类别与这两类学科存在更大的粘性，撤销学科则与这两类学科具有更大的离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这两类学科发展在资源汲取上拥有更大的优先度，在学科竞争格局中其话语体系构建呈现更强的生存合理性；同时，还体现在影响这两类学科增加与布局背后的核心制度逻辑的上位权力优势，即国家逻辑对其他制度逻辑的统领地位。综上，多重制度逻辑影响下的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呈现出断裂式的知识生产态势与独特的场域权力结构。

五、结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一流学科建设的表述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一流学科建设的表述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五年的周期正是双一流建设的首轮周期，其中对一流学科建设的表述转变不仅意味着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国家新要求与方向，也反映出一流学科建设中尚且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新的表述更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体发展，突出学科建设的生态体系协调发展。因此，未来一流学科布局调整应处理好诸多辩证统一关系：一是新增学科与撤销学科的关系，二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三是单一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关系，四是学科布局与自然生长的关系，五是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六是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22][23]人工智能的强势增长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学科作为支撑，其发挥潜力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必然会受限。同时，不同类型与地域的院校集中布局新兴学科，如果忽视了学科自然生长所需的组织环境要素与知识演进逻辑，学科发展难免会与既定目标背道而驰。最后，如果一流大学学科建设重点过于聚焦某几个学科方向，而忽视学科组织建设与其他学科要素支持，对于建设真正的一流学科、高质量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未必是最好选择，高等教育系统以及高校内部学科生态也会有失衡的风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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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根据国务院最新行政区域划分，本研究全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