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航 孙绵涛: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探讨
摘要: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是地方高校对新专业设置问题做出决断时,决策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其运行逻辑是:为了实现决策目标,决策主体从制定和完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到运用决策标准和方法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价和排序,并在群体共识的基础上选定新专业的过程。在专业设置决策机制运行过程中,由于对决策目标的认识出现偏差,以及决策主体缺位、决策备选方案内容阙如、决策标准和方法科学性不足等问题,专业设置决策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完善这一决策机制,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决策目标及其与其他决策要素之间的关系,优化决策主体的参与方式和权力分配,制定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并提升决策标准与方法的科学性。
关键词: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决策要素;运行逻辑
一、问题提出
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普通高校(以下简称地方高校)数量较多且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属性和办学特点,推动专业优化升级,增设服务国家、区域战略和未来新兴领域布局的相关专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地方高校所必须承担的重要职责,也是其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探讨地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运行逻辑,提升其专业设置决策能力与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围绕本科专业设置的依据[1]、标准[2]、所应遵循的逻辑[3-4]、存在的问题[5-6]和多元主体参与的专业设置治理机制[7-9]等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也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首先,专业设置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协调、教育质量和效益产生影响[10],专业设置决策在高校决策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当前人们对这一决策机制的研究较少,且尚未对其有一个全面和清晰的认识。其次,已有研究多为应然层面的机制构建,从理论角度分析此类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还需从实然的角度揭示这一机制运行的实际状态和存在的问题,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指导。再者,不同类型的高校所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使得决策机制的实际运行产生区别。与职业院校和民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更加注重学科,特别是基础学科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也更注重建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培养体系,因而其专业设置决策需要有更为全局性的考虑与论证。而与中央部属院校和国家重点高校相比,地方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基础相对薄弱,提升专业设置决策科学化水平的需求更为迫切。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地方高校专业设置决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结合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对专业设置决策机制进行全面阐释和深入分析,以期为地方高校进行科学的专业设置决策提供有效的行动框架。
二、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构成要素及决策机制运行逻辑
机制指的是机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将机制的本意引申到不同领域可以形成不同机制。如引申到教育领域就形成了教育机制,指的是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11]。那么,本论文所探讨的专业设置决策机制可以理解为,地方高校对新专业设置问题做出决断时,决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解析其运行逻辑,需要在分析其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明晰各要素通过怎样的规则、流程与方式连接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一)专业设置决策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按照“为什么决策”“谁 来决策”“决策什么”“如何决策”的分析框架,专业设置决策由决策目标、决策主体、备选专业设置方案、决策标准和方法四个要素构成。决策目标是专业设置决策的预期效果。将其作为专业设置决策的首个要素,是因为它是决策的原因与起点,决定了整个决策的方向,其他要素的产生都是以这一目标为引领的。决策主体是决策的参与者,将其作为第二个要素,是因为确定决策目标以后,需要确定由谁决策,并负责将决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决策行动。备选专业设置方案指各教学单位提交高校管理部门的新专业设置方案,将其作为第三个要素,是因为在确定前两个要素后,就要由决策主体分析决策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确立拟设置的专业及其设置方案,并由决策主体对这些决策备选方案进行评价与选择。决策标准和方法是决策主体对备选专业设置方案进行评价、排序和选择时所使用的评价指标和计算工具,此二者作为最后一个要素,共同回答了“如何决策”的问题。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都是在前一个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要素之间呈现了一种因果和递进的逻辑,四个要素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着专业设置决策的质量和效果。
1.决策目标
有研究表明,专业设置与调整应遵循学科知识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发展等多元逻辑[12-13],多元逻辑也决定了专业设置决策的多元目标系统。首先,知识生发了学科、课程乃至专业,专业基于学科知识所形成的特定领域的课程,通过教与学的过程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进而为社会输送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满足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因此,学科知识是专业的基础性要素,专业设置决策既要遵循学科专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也要促进学科知识的发展。其次,专业因社会职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而产生,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紧密相连。因此,满足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专业设置决策的必然导向。最后,学生是专业存在的根本要素,专业设置决策应以促进学生个人发展与适应社会发展相统一为核心目的。其中个人发展包括学生身心、情感、道德和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等综合素养的发展。适应社会发展既包括学生获得符合社会和市场期待的技能,也包括学生获得面对不断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时的适应与学习的能力。
2.决策主体
从现实情况来看,地方高校已然处于一个利益相关者相互联结的关系网络中[14],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契合现代高校专业设置决策的组织特征。专业设置决策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专业设置决策或受专业设置决策结果影响的人和组织,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访谈资料的搜集与分析,确定了包括来自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的13类利益相关者,即:教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地方高校决策部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教学单位管理者、本科教师、本科生、生源、用人单位、校友、媒体和中介组织(第三方评价机构、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各高校在校、院两级设置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等也是能够影响专业设置决策的重要学术组织,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通常由上述利益相关者构成。为了避免重复,也为了更好地探讨行政、学术等多元权力在决策中的实然状态,本文中的利益相关者不再单列这些学术组织。
上述利益相关者不仅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专业设置决策,也能够对决策结果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决策目标的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一是可以为决策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与经验,提升专业设置决策的准确性与适应性;二是可以有效平衡与协调不同利益诉求,避免单一力量决策带来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问题,提升决策的公平性和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度。因此,利益相关者参与专业设置决策是提升决策质量、实现决策目标的必要条件。
3.备选专业设置方案
由于受到自身实际情况和资源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地方高校每年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的专业数量通常是有限的。因此,专业设置决策不仅要对备选专业设置方案的合理性与适应性进行分析,还要对其进行比较和排序,以确定高校资源配置的优先级,这也是决策的核心内容。科学、全面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既是专业的战略规划,也是科学决策的必备要素。因此,在制定方案过程中需要在综合考虑需求、资源和风险等多个因素的基础上,主要从专业定位、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体系、教学、科研与实践平台、资源配备、风险识别与应对、监督与反馈等方面,明确实现决策目标的路径和保障措施。
4.决策标准与方法
为了保证新专业能够顺利运行并取得良好的建设效果,专业设置的决策标准既要包含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条件性和适应性指标,也要包含对专业未来发展的态势做出评估的发展性指标。基于对已有研究、政策文本和现实情况的梳理与分析,在专业设置决策方面应从以下六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市场需求,关注用人单位和生源的需求热度及行业发展前景;2)学科支撑与发展,评价优势学科与新专业的关联性与支撑度,以及专业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知识创新的能力;3)资源条件,对教师、经费、基础设施等资源条件进行综合评定;4)专业战略,评估新专业是否具备与科技发展趋势和战略任务布局相适应的专业定位和目标,是否具备有利于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案、课程体系和人才成长平台,是否具备服务于学生发展的管理制度等;5)政府,判断新专业与国家特别是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的匹配度;6)机遇,关注新专业面对科技交替、新兴产业发展等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的识别与应对能力。
在决策方法方面,专业设置决策是一个模糊多属性群决策问题。首先,由于决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时间周期,外部环境变化会导致决策信息和标准的改变,使决策主体对决策标准的理解和判断存在不确定性,其偏好信息往往是模糊的;其次,这一决策问题涉及多个目标及其达成标准,是一种多属性决策;此外,由于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且不同决策主体的偏好和判断水平存在差异,群体间的观点常存在分歧。因此,在决策过程中需选择适用于模糊多属性群决策的方法,全面集结决策主体的信息,科学判定决策标准和权重,促进决策共识的达成,提升专业设置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二)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运行逻辑
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运行是一个涉及多个要素与阶段的系统过程,是指为了实现专业设置决策目标,决策主体从共同制定和完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到运用决策标准和方法对备选专业设置方案进行评价、排序,并在群体共识的基础上选定新专业的过程。在这一决策运行过程中,高校自主决策,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行使信息提供、决策参与、监督和指导等职能。通过利益相关者所代表的行政、学术、市场和社会等多元权力的制约与协同,以及多元需求的整合与统一,实现各决策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决策机制发挥最大效用(详见图1)。
一是方案准备,即新专业设置方案的制定和完善阶段。由教学单位提出新专业设置申请,并负责专业设置方案的制定、论证与完善工作。首先,各教学单位要基于决策目标,对内外部环境进行深入调研与分析,了解当前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学科知识发展和学生发展的实际需求,明确拟增设专业所要达到的预期要求和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依据学校和教学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新专业设置方案讨论稿。然后,由教学单位召开专业设置方案论证会议,请教学单位管理者、教师、校外该专业领域专家、技术人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学生共同对专业设置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前瞻性进行论证。在论证过程中,教学单位要积极获取校内外资深学者、行业专家和学生代表的意见与建议,重点了解他们对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最后,由教学单位根据论证建议完善专业设置方案,并将方案确定稿提交教务处。
二是方案决策,即备选专业设置方案的评价、排序与选择阶段。地方高校专业设置总数受到教育部有关规定和学校本科生培养规模的影响。为了保障学校办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高校要把好专业准入的关口,并严格控制专业数量的增长。因此,地方高校必须要对各教学单位提交的专业设置方案进行综合评估与科学排序,以确保学校资源能够精准投向那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新专业。在得到各教学单位提交的新专业设置方案后,由教务处根据方案提交的实际情况,邀请校内外利益相关者组建专家团队,召开专业设置审议会议,由利益相关者共同依据决策标准对专业设置方案进行评价和排序,选定拟增设的若干专业。在方案决策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主客观赋权的方式,为决策主体和决策标准科学赋权,准确计算评价结果;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意见可能存在分歧,过大的分歧不仅会影响决策结果,也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在未来专业建设中的表现,因此还要对决策主体给出的评价与排序的结果进行共识测量。当决策结果一致性达不到要求时,决策者需要不断交流和反馈意见,直到群体共识达成,保证决策结果符合利益相关者的期待。在群体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知识和经验不断碰撞、磨合,能够为专业设置方案完善提供修改建议。因此,在审议会议结束后,应由教务处负责将决策结果和决策过程中产生的专业设置方案修改建议反馈给各申报单位,由教学单位根据建议对拟增设新专业的设置方案进行修改与完善。拟增设专业的设置方案经校长办公会最终审批通过后,进入校内公示和后续申报程序。政府、市场和社会利益相关者需要在这一阶段履行监督和指导职能,及时反馈问题,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在上述机制运行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始终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决策的整个过程,扮演着连接决策要素并使其共同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他们不仅为决策过程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专业意见,帮助高校更好地分析新专业设置这一较为复杂的决策问题,还通过参与和互动,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益相关者虽然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但始终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任何单一力量的主导都可能使决策结果出现问题,因此要保证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拥有合理的发言权和参与度。首先,专业设置决策以促进学科知识发展为基础,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学术问题,落实高校专业设置决策自主权,特别是赋予教师、学生等学术主体参与决策的权力,本身就是专业学术本质的一种回归。同时,各地方高校所处的区域、拥有的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基础和发展战略各不相同,让决策权力回归高校,能够有效地加强决策的针对性,提升决策质量。其次,专业设置决策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核心,学生主体作为决策者参与决策过程,能够有效地为决策提供准确的需求与评价信息,保证所设置的专业及其培养方案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最后,专业设置决策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及时、准确地获取外部信息是保证决策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基础。高校对外界信息的了解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将严重影响决策质量。因此地方高校自主决策并不意味着单一主体决策,而是要保证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合理地参与专业设置决策过程,为高校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协助地方高校对备选专业设置方案做出科学的评价与排序。
三、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实践反思
(一)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运行状态及存在的问题
为了了解当前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本论文选取十所能够提供相对完整文本与数据资料的地方高校作为调研样本,从地域上涵盖东、中、西部6个省会城市,从类型上涵盖理工类、师范类、语言类和综合类高校。在资料搜集方面,通过文献法搜集了样本高校关于“专业设置(与建设)管理”的内部制度文件、专业设置可行性调研或论证报告、学院专业发展规划、拟设专业建设规划和论证打分表格等文本资料;运用访谈法,对样本高校教务处处长、教学单位副院长等14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运用问卷法对来自样本高校及其所在省市的13类利益相关者进行调研,搜集了利益相关者在专业设置决策过程中的关系数据。在资料分析方面,运用MAXQDA软件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0对关系数据资料进行分析。
从机制运行的一般状态来看,除个别高校不经过决策过程、由地方高校决策部门直接指定增设专业外,大部分样本高校的专业设置决策机制基本符合上述逻辑,但也存在着决策结果实施不理想的问题。部分经过决策选定的新专业在运行中出现院校实力和特色不足以支撑专业开设、增设专业生源不足和就业质量偏低等问题,甚至出现了个别专业点备案两年就被停招的情况。为了探究其原因,本研究继续对各要素中子要素的实然状态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决策目标偏差、决策主体缺位、决策备选方案内容阙如、决策标准和方法科学性欠缺的问题。
1.决策目标偏差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若想真正实现一流学科生命生长的现代化之路与善态愿景,需要创生相关的关联制度体系”[15]通过对资料中关于“本科专业设置(调整)管理办法”涉及的目标内容进行整理和分析后发现:所有制度文本都强调了专业设置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和产业发展需求;90%的制度文本要求专业设置要与学校的办学定位、条件和长远规划相一致,匹配高校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80%的制度文本提出专业设置要适应学科知识发展需求,打破学科界限,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兴和未来导向的“四新”专业;仅有不到50%的制度文本提及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而这其中只有少数文本提到专业设置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满足学生发展需求,其余文本基本是从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供给侧改革和提升就业率的角度来体现人才培养质量的。分析发现,样本高校基本以满足国家、区域和行业发展需求为专业设置的核心目的,兼顾高校办学特色和学科知识发展,但专业设置目标对学生发展,特别是对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成和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的体现程度不足。
2.决策主体缺位
在专业设置决策机制运行过程中,决策主体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分析不同主体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能够得出其权力的大小[16]。因此,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相关理论及分析工具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以了解其在专业设置决策中的实际情况。为了节约篇幅,下述分析省略计算过程。
(1)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分析
中心度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计量学领域中的“明星”概念,能够衡量个人或机构在组织中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大小。中心度测量主要包括点度中心度、中间性中心度和接近性中心度(详见表1)。
基于计算结果,地方高校决策部门拥有最高的中心度,其次是招生就业处和教务处,高校内部的行政主体处于专业设置决策网络的权力核心位置。其中,S4、S2、S6拥有较高的出度点度中心度,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关注度较高,S4、S7和S6有较高的入度点度中心度,受其他主体的关注度较高,其意见更容易被群体所接受;S4、S2、S7具有较高的中间性中心度,控制信息、资源传递的程度较高;S4、S5、S3和S7具有较高的内向接近性中心度,比较容易被其他主体接近,具有较强的整合力。而S4、S2具有较高的外向接近性中心度,容易接近其他利益主体,具有较高的辐射力[17]。
(2)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单独分析权力大小还不足以全面了解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方式和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因此还要对其在决策中的角色进行分析。首先,运用CONCOR算法将拥有较为一致的行为、联系与互动方式的利益相关者合并为一个凝聚子群(详见表2)[18],简化多节点的复杂网络结构,便于获得更为清晰的关系信息。之后,计算子群内的联系密度及与其他子群联系的密度,构建映像矩阵,绘制子群关系图(见图2)。
表2图2
最后,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进行分析。综合伯特(Burt)[19]和姜华[20]等人的研究结果,可以按照子群内外联系的不同方式,将子群分成主要位置、核心位置、经纪人、依赖者和孤立者五类角色。从图2来看,C1和C2符合主要位置的特点,因为这两个子群各自内部的联系频繁,并且都接收了较多外部联系却极少做出回应。其中,其他子群与C1的联系是通过C2建立的,相较两个子群而言,C2接收其他子群的联系更多,因此C2处于主要位置之上的核心位置,扮演着整个决策网络最为重要的角色。C3和C4的内部联系少于外界联系,且乐于接收和发送信息给子群外成员,符合经纪人的特点。C6和C7处于依赖者位置,向外界发出联系较多,内部联系较少,且并未得到外界回应。C5的内外界联系均较少,处于孤立者位置。
上述结果表明,这些样本高校的专业设置决策网络整体呈现出一种行政力量互相传递的“双中心”权力结构,存在高校学术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缺位的问题。政府主体与高校内部的行政主体成为权力结构的“双中心”,互动频繁,且政府能够直接影响高校专业设置决策;高校行政主体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力,而实际承担教学工作的教学单位,特别是教师和本科生所代表的学术主体仅扮演着信息传递的经纪人角色,并未获得决策参与权;而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缺少信息传递的渠道,并未真正参与决策过程。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用人单位作为孤立者,无法将实际需求等信息及时传递给高校和其他利益主体,也难以掌握高校专业设置的实际情况;校友和生源希望了解高校专业设置和用人单位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建议或诉求,但此二者难以得到信息的有效反馈;同样,处于依赖者位置的中介组织和媒体亦难以获得专业设置的实际信息。
3.决策备选方案内容阙如
样本高校基本上是以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作为核心专业设置方案,部分高校还要求提交专业设置可行性调研或论证报告、学院专业发展规划、拟设专业建设规划等文件。这些方案基本上囊括了从增设专业的原因到如何保障专业建设各个环节的内容,但也存在内容缺失等问题。第一,增设专业的需求分析几乎全部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展开的,对学生发展和学科知识发展需求的分析与论证不足,且几乎都局限于以用人单位的招聘计划数来衡量岗位需求,缺乏对行业本身发展趋势的预判与评估。第二,专业定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等内容存在“生搬硬套”的情况,无法体现新时期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实现路径。第三,鲜有方案提及新专业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建设中的定位与功能,没有体现其在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中的作用。第四,虽然部分方案中建立了专业建设的质量保证体系,但缺少对内外环境改变带来的机遇或风险因素的识别与应对策略,也少有对专业动态评估和反馈的详细说明。
4.决策标准和方法科学性欠缺
从决策标准来看。首先,样本高校的专业设置决策标准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政策和国家组织开展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业认证”中的评价指标高度重合。国家政策固然是专业设置决策标准的“指南针”,但国家统一标准的唯一性与地方高校地区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实际情况的差异性存在矛盾,这种完全复制国家政策和评估标准的指标设计,可能导致重复性评价或导致地方高校专业设置决策失去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现有指标基本上是以社会人才需求、师资力量、教学成果等适应性和条件性指标为主,缺少对专业发展态势进行评估的发展性指标。此外,现有指标较为陈旧,并未体现国家为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从决策方法来看,仅有少数样本高校在论证过程中使用了成本效益分析、SWOT分析、多准则决策分析等分析工具,其余高校在进行决策时依旧采用传统的投票、专家打分等简单的统计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提供直观且快速的决策支持,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一方面,这些方法会导致权力较小者或少数派的意见被忽视,而这些意见可能包含关键问题或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简单的统计可能导致结果主观性较强;而且面对相对复杂的群体决策问题,需要采用相应的方法来帮助决策者在合理的群体共识范围内找到最优的集成策略,而简单的统计方法难以实现这一需求。
(二)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对决策目标及子要素的认识存在偏差,是造成其他要素存在缺失和偏移,并最终导致决策结果运行不够理想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当前人们对国家倡导提升高校专业设置决策能力与水平的意义有一定认识,但并未认识到专业设置决策是以促进学科、学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的,也未认识到此三者的协同高质量发展是高校综合实力提升的关键所在。这导致部分地方高校将专业设置决策视为“走过场”,仅以完成校、院两级决策过程为目的,专注于各项申报材料的填写,而忽视对专业设置的深层次思考和未来发展的规划。其次,当前部分地方高校对专业与学科知识的关系,以及专业为什么要适应社会产业发展等问题虽有一定的思考,但考虑得不够全面,导致决策目标过于强调专业设置的外部适应性,忽视专业与学科知识的内在关联性,致使学术主体在决策中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诚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是专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和动力[21],以外部需求为依据,能够提升专业设置决策的敏感度和合理性。但专业以学科知识为内在构成,高校培养学生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培育其创新思维、技术熟练度、持续学习能力与全球视野,使其适应社会产业发展需求是需要学科知识的不断创新去支撑的,因为学科知识不仅包括知识本身的“才”的价值,也包括知识背后所蕴藏的智慧、情感、思想和人格所提供的人文素养,即“德”的价值,是具有育人作用的[22]。此外,虽然当前高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但部分地方高校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专业设置决策是以促进学生个人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相统一为核心目的而产生的决策行为,故而在专业设置决策中偏重强调适应社会的发展。学生的个人发展具有差异性,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忽视个人发展显然是有违人才培养规律和要求的。而在专业设置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方面,当前部分地方高校也仅是简单地将其与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画等号,单纯以就业满意度、就业匹配度等指标来衡量,忽略了学生作为关键利益主体的话语权、评价权和选择权。随着国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社会职业分工不断变化,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人才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与高校学科专业所具有的稳定性与排他性相矛盾[23],专业设置很难追逐市场需求的变化速度,也难以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提供长久保证。专业教育所能实现的,是帮助学生尽可能地学习理论与实践知识,获得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知识和创新精神,以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生产力诸要素迭代升级所带来的变化与挑战,为未来继续成长为国家、区域所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四、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的完善对策
完善地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是提高专业设置科学性、精准度,有的放矢培养具有原始创新力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举措。在专业设置决策过程中,地方高校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决策目标,处理好学科知识发展、学生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多元目标之间的关系,优化专业设置决策主体的参与方式和权力分配,制定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运用科学的决策标准和方法,提升专业设置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一)正确认识决策目标及其与其他决策要素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践行者,地方高校要提高站位,进一步明确专业设置决策对学科、学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切实将新质生产力理念纳入专业设置决策目标体系,以高质量的决策结果培养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拔尖创新人才。育才必先育人,无论是培养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还是培养熟练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型人才,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都是教育教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专业设置决策要有助于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具备坚定的意志与为国家、区域无私奉献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保持面对新问题、新事物时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快速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协调能力,为学生加强团队协作、实现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奠定基础[24]。在适应社会的发展方面,专业设置决策目标不能局限于满足市场需求,而要紧跟科技发展新趋势,使学生切实获得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所应具备的知识、情感与技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专业设置决策目标是一个由学科知识发展、学生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所构成的多元目标系统,三个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且不可割裂的。因此,专业设置决策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除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上述学生发展的需求外,还要保证专业设置决策结果能够顺应学科知识演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引领和推动学科建设或填补学科空白,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
(二)优化专业设置决策主体的参与方式和权力分配
为了最大化地发挥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治理效能,需要进一步认识并处理好来自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政府与高校、高校管理主体与学术主体所代表的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之间的关系,优化决策主体在专业设置决策机制运行过程中的参与方式,提升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实现多元权力的协同共治。一是减少政府对专业设置决策的直接干预,落实地方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这并不代表政府职责的弱化或消失,而是对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主体要有效发挥宏观调控、统筹管理、信息提供、监督和指导等功能,帮助高校树立正确的决策理念与目标,避免盲目简单跟风,推动高校基于自身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科学、动态地做好专业设置决策工作。同时,可以面向区域发展,构建地方普通高校及其所在地区产业集群联动发展机制,协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打通市场、社会力量和高校之间沟通、交流的渠道,帮助高校准确了解真实的行业动态和人才需求,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二是要赋予教师、学生及其所构成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专业设置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保证学术力量切实作用于决策结果。三是地方高校要充分给予校外利益主体参与专业设置决策的机会,主动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走更加能够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应用之路、融合之路,提高学科建设和研究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25]。此外,要强化所在区域校企之间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与校友、生源学校及其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及时获取行业发展情况、生源意愿等动态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三)制定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
一是各教学单位应以专业设置决策目标为基准,邀请校外决策主体参与方案准备过程,做好需求调研与分析工作。比如通过政府调研,了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实际需求;通过市场和社会调研,获取专业就业前景、行业发展趋势和同类型高校专业设置与建设情况;通过高校调研,了解学校学科专业布局和建设发展规划,探索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能性;通过生源调研,了解学生的兴趣、学习期待和报考意愿等。二是在新专业设置方案拟订中,要以培养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的全局性视角,合理评估资源,提出科学、可行的专业设置与建设发展规划。这主要包括:在保证基础学科的完整性与稳定性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以使学生掌握培育新质生产力所需的相关知识、素养和创新能力为核心思想,制定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课程设置中,除专业所需基础性知识的相关课程外,还应加入反映最新研究和专业发展情况的相关课程;在实践实验教学过程方面,要体现多层次、体系化的学习与实践平台的建设情况;在办学条件上,重点体现教育场景数智化建设基础。三是建立专业建设质量保证机制。一方面,要识别与评估新专业设置可能面临的环境变化和市场波动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制定应对风险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应建立定期的内部和外部评估制度,加强对决策结果的评估与反馈,保证专业设置决策的动态性。
(四)提升专业设置决策标准和方法的科学性
在决策标准方面,各高校应构建具有科学性和发展性的决策标准体系。一方面,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性原则,在对各地方高校实际情况充分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构建更具针对性和代表性的决策指标体系,使其能够真实评估和反映各备选专业设置方案的实际情况和潜在问题。另一方面,要遵循发展性原则,不单纯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中所提出的要求为构建决策指标的依据,还要更加关注专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专业实现多元决策目标的能力。
在决策方法方面,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使用多种现代决策方法和计算工具来得到决策结果。比如,首先运用模糊语言变量法来定义和处理决策者在描述不确定性或模糊性的信息时,所使用的“比较好”“还可以”等模糊性语句,进而更准确地对不同决策者的观点信息进行处理和集结;之后在决策主体打分的基础上,运用Shapley值法,即一种通过评估每个参与者或因素对整体合作效果的贡献来分配权重的方法,来为决策主体和决策标准赋权;最后,通过分析决策主体之间的信任度或中心度来帮助决策者交流和修改评价信息,形成群体共识,提高决策的接受度和准确性,降低决策的风险。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高校应定期更新决策模型和方法,确保其时效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1] 刘爱群,王国权.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调整地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J].黑龙江高教研究,1995(2):68-69,32.
[2] 于慧,黄崴.关于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质量内涵与标准的理论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11(2):18-21.
[3] 张德祥,王晓玲.高等学校专业动态调整的三重逻辑[J].教育研究,2019(3):99-106.
[4] 刘海涛.多元主体参与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权益审视与协同机制构建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8):40-46.
[5] 吴克明.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滞后的多元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3):91-94.
[6] 周亚夫.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问题探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1):369-371.
[7] 曾红权.利益相关者理论视野下高校学科本科专业设置问题治理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15(2):35-38,50.
[8] 王海洲,徐立清.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15(6):76-80.
[9] 魏小琳.放权背景下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共同治理机制的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18(5):48-53.
[10] 纪宝成.中国大学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
[11] 孙绵涛,康翠萍.教育机制理论的新诠释[J].教育研究,2006(12):22-28.
[12] 刘海涛.基于“双一流”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内涵解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108-115.
[13] 于慧.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依据:内在逻辑的追问[J].现代教育管理,2014(3):22-27.
[14] 侯立松,张燚.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高校专业建设管理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0(1):49-53.
[15] 陈亮.学科治理现代化——知识制度的时代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114.
[16] Marsden P V.Restricted Access in Networks and Models of Power[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3(4):686-717.
[17] [美]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法[M].刘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91.
[18] 徐琪,姜华.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和决策角色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1):55-62.
[19] Burt R S.Positions in Networks[J].Social Forces,1976(1):93-122.
[20] 姜华,徐琪.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大学治理结构研究[J].高教探索,2014(4):16-21.
[21] 孙莱祥,宋彩萍,董雪静,等.高校本科专业评估实践指南:上海的探索与经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
[22] 孙绵涛,郭玲.知识创新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J].高等教育研究,2017(7):1-9.
[23] 刘少雪.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设置及管理机制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6-7.
[24] 施晓光.一流人才培养:标准、关键与条件[J].北京教育(高教),2019(12):8-11.
[25] 张海生.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建设:解释模型与逻辑解构[J].高校教育管理,2023(3):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