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德 王君仪: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使命与路径
摘要:加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是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良性发展的关键。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使命、路径等基本命题。一方面,由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尚未定型,对其属性、特征的评价需要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秉持开放性原则;另一方面,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初心与使命的刻画,成为揭示其内涵的关键,其核心是立足“两个大局”,积极回应高等教育“新时代四问”。此外,“一套试卷,两种答案”观点的提出,表明在建设路径问题上,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涵盖“新建”研究型大学的横空出世,同时也包含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升级”,两种模式并行不悖,各展其长。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大学使命;高等教育
从最早的南方科技大学算起,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实践已逾十年;从2015年3月施一公等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算起,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提出也将近十年。今天,“新型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像一块“金字招牌”,不仅一批新建大学试图分享这一“美名”,甚至部分传统研究型大学也想投入其怀抱。然而,正如部分研究所指出的,虽然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吸引了足够多的“流量”,但“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研究基本空缺”[1]。为了相对完整地描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轮廓,笔者拟就内涵、使命与路径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概念视角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名称已成,性质难定
作为一个中国独有的表述,“新型研究型大学”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可,并被写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这反映了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政治和政策上的支持,标志着“新型研究型大学”名称的确立。但是,目前对于究竟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类型大学的本质特征为何,学术界仍然莫衷一是。
(一)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论”的角度
“概念”是主体对认识对象本质特点的抽象和概括。通常认为,事物既有“本质性”特点,也有“非本质性”特点,而只有那些“本质性”特点才能清晰地将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从而构成事物的概念。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性特点有哪些?要说明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性特征出发,这种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讨论,好比为它绘制一幅肖像画。根据现有研究,人们多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是“时间短”。新型研究型大学诞生于21世纪,到现在不超过20年,因此,建校“时间短”可以说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原生性特点。与此形成映照的是,这些学校普遍经历了快速成长。譬如,在“2022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中,南方科技大学在新兴经济体大学中排名第12,国内排名第9,超过武汉大学(第11名)、华中科技大学(第13名)、同济大学(第20名)等国内传统名校。一个多世纪前,芝加哥大学创始人洛克菲勒(JohnDavisonRockefeller)曾询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之条件,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回答说,必须有“5000万美元+200年”方能实现,大学如陈酿,漫长的时间积累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然而,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者看来,50年才能跻身世界一流明显时不我待。
二是“高起点”。顶尖科学家担纲,直接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征。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在办学伊始就从事高水平博士研究生培养,前期主要与知名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以积累相关经验。从2010年算起,南方科技大学仅用8年的时间就获得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资格。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汇聚海内外知名学者。如截至2023年南方科技大学签约教师包括院士60人(签约引进与自主培养全职院士44人),国际会士60人,教育部特聘教授(含青年)40人,“国家特支计划”专家2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50人。[2]西湖大学则由施一公领衔生物学研究所,饶毅领衔基础医学研究所,潘建伟领衔理学研究所,陈十一领衔前沿技术研究所。学校面向全球遴选顶尖学术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正式签约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88名,他们均在各自研究领域具有世界领先的学术水平。[3]
三是“研究型”。对标先进、瞄准前沿,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彰显研究型大学本质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心。南方科技大学明确要在2025年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新型研究型大学”;2035年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2049年“成为贡献力、创新力和影响力卓著的世界一流大学”。[4]西湖大学矢志成为一所“在世界上备受尊崇的、立足中国大地而又充满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府”,“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培养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事最尖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5],学校期待在建校15年后各项指标可与加州理工学院相媲美[6]。在学科组织和学科方向上,“世界一流理工大学”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基因。
四是“小而精”。招生人数的“小规模”、人才培养的“精细化”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特征。如截至2023年3月,上海科技大学学生总数仅为5484人,南方科技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为10363人(研究生5526人、本科生4837人)。西湖大学从2023年开始招收培养本科生;到2026年预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为5000人,其中包括本科生2000人。在学校规模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多认同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院校的做法。这些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小”就是“美”的原则,通过控制办学规模、提升办学效率塑造卓越的大学品牌。因此,小而精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认可的办学理念。
五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本质是开放性,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树立的追求。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涵盖师资来源、学生培养、研究网络等多个方面。就师资而言,南方科技大学90%以上的教师具有海外工作经验,60%以上的教师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就学生培养而言,国际化也是南方科技大学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三制三化”(“学分制、书院制、导师制”和“国际化、个性化、精英化”)的中心环节。西湖大学放眼世界遴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顶级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仅仅具有突出的科研实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身上的国际视野与科研理念。上海科技大学提出,学校致力于与国际知名大学建立友好务实的合作关系,在外语教育、课程设置、多元文化教育、师生交流、联合培养、科研合作、创新创业等方面进行试验和改革,以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总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多把国际化看作大学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更加重视大学国际化精神、制度和文化的建设。
六是“高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密集型、资源依赖型组织。新型研究型大学分布于改革开放前沿深圳、世界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民营经济强省浙江(杭州)、计划单列强市宁波,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大学能够获得持续、庞大的经费投入。譬如,深圳市政府每年给予南方科技大学近40亿元资金支持。而按照未来成熟期的规模(即300位教授、副教授在校)测算,西湖大学每年支出10亿~12亿元,西湖教育基金会需要设立一个200亿~250亿元的永续基金池,方能通过其利息和投资收益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7]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在筹建阶段就获得460亿元资金,其中160亿元由宁波市政府出资,其余300亿元则来自虞仁荣教育基金会。[8]
七是“机制活”。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各自方式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如南方科技大学在内部治理方面遵循理事会治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原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深圳市以“一校一法”形式保障南方科技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西湖大学设立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探索以制度为基础按规则办事,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给教师最大的治学自由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破除行政编制,实行员额管理制度、全员聘任制、自主招聘;教师评价引入准聘-长聘制,注重科研、教学绩效评价,严格聘期考核,激发教师工作热情;科研管理上引入独立实验室制度,每个实验室可自主招聘、组建科研团队,自主决定研究方向。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国际知名大学管理经验,结合市场化办学机制的做法已为国内更多高校所借鉴。
以上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描述,使我们对其“属性”有了更多的认知,但未必能直接告诉我们在诸多特征中,哪些是固有的、本质的特征,这是因为在给事物下“定义”的过程中要厘清“本质”与“非本质”特征非常困难。事物本身就有高度的复杂性,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常常成为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依据。因此,在如何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概念问题上,也许“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可以带给我们思考。
(二)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
关于“本质主义”,首先,它基于一种本体论信仰,它相信事物不仅具有本质,而且其本质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可以用知识形式将之表达出来。在“本质主义”的观念中,事物本质“不能通过直观或自然观察来把握,只有通过概念的思辨或经验的证实才能把握”[9]。与此相反,“反本质主义”主张“任何一个追求某种事物本质的人,都是追求一个幻影”[10]。因为,事物到底有没有“本质”是不确定的。此外,事物的“本质-现象”可能具有不可分割性,“本质”和“现象”融合为一。其次,一种事物确有许多特征,但人类可能很难区分“本质的”与“非本质的”[11]。
“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对于我们理解“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或者给它下定义具有启发性。如前所说,新型研究型大学有起点,无终点,尚在发育成长阶段,其本质可能尚未充分显现。因此各人都可以依据自己得到的信息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及其本质做出判断,虽然其中可能有交集,有共识,但亦未必符合其客观性。目前,媒体上已经出现某些泛化“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的现象,其中可能就有这个方面的原因。这样说是否就无法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呢?我们认为,也许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跳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二元对立的思维。可能需要用开放、发展的眼光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就是说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创生阶段的一些特征可能将来未必就适用。最简单的例子,如“时间短”或者“小而精”,这些特征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或失去意义,或发生规模形态的变迁。而对于“高起点”“研究型”“国际化”“高投入”等特征而言,这些又多少是世界一流大学或传统研究型大学相对共性的特征,因而并不构成“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性特征。当然,任何的定义可能都要考虑具体的时代、空间之下的现实状况,如果实在要依据其特征对“新型研究型大学”下定义的话,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能更吻合“诞生于21世纪,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特征的大学类型”这样一个标准。
(三)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义不同,旨趣各异
谢弗勒(I.Scheffler)列举了教育的三种定义类型。“描述性定义”(descriptivedefinition)重在解释,如对被定义对象的构成要素、功能作用、如何使用等做出适当说明。“规定性定义”(stipulativedefinition)重在交际,主要为了叙述和表达的方便而指定某些词语代替某一词语,或者规定某一词语所代表的意义。“纲领性定义”(programmaticdefinition)重在陈述一种价值规范,它告诉人们事物应该成为的样子,是一种有关定义对象应该是其所是的界定。虽然我们找不到纯粹的描述性定义、规定性定义或纲领性定义,但是每种定义都有区别于其他定义的一些特征,反映了不同的旨趣。[12]
不妨举例来说明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定义。譬如,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发布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定义多属于“描述性定义”,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2年在非洲召开的高等教育会议上对高等教育做了如下诠释:“高等教育是指大学、文学院、理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教育,其基本入学条件为完成中等教育,一般入学年龄为18岁,学完课程后授予学位、文凭或证书,作为完成高等学业的证明。”[13]这种定义方式一般通过列举高等教育的具体类型、对象、要素,以将所有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囊括。“规定性定义”的例子,如潘懋元指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14],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定义,他补充认为,高等教育性质、任务的特点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教育对象的特点是年龄在20岁左右,身心发展已趋于成熟,这两个特点一起构成高等教育的本质性特征[15]。至于关于高等教育的“纲领性定义”,恐怕最常见的是一些教育家个性鲜明的论述,如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是学问的中心,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的知识,并在中学之上培养人才”[16]。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NathanMarshPusey)称,大学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机构”[17]。赫胥黎认为“大学,指的是一个有关普遍事物知识的团体”[18]。这样的定义还有很多,可见“纲领性定义”反映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带有强烈的价值偏好和理念追求。如沈红等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征集中反映在一个“新”字上,如新世纪出生、新理念导航、新教师队伍、新学生养成、新内在形成、新外在优势、新竞争态势、新主体举办、新机制运作、新体制保障等。[1]总体上,这种论述中包含研究者理想中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样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三层次定义的讨论,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即不仅要从要素、外延层面刻画实然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也要从“纲领性定义”角度出发,对“应然”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对于其“使命”进行专门的论述。
二、使命视角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积极回应“新时代四问”
近两年,部分研究讨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功能与指向,遗憾的是,这些讨论似乎未能深入揭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价值意蕴。质言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心与使命,就是要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时代四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9]。
(一)积极回应“中国之问”,迫切任务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回答“中国之问”,核心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路径是深入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抓手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迫切任务是进一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在2020年9月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就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做出表态,其完整表述是“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然“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和“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可能面向更多创新主体,但新型研究型大学显然不容回避。“‘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四章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题,其主题句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涉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表述出现在第四章第一节,在已有的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传统机构之外,强调“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可见,在国家层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性质是“新型创新主体”,定位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运行模式是“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还就如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明确战略重点,涉及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支持兴建国际、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内容。这些战略重点的划定给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战略布局、方向、重点和抓手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具体的要求。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追求。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在前沿科技领域都应该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体现“国之重器”的价值。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遏制我国发展,阻挠我国实现民族复兴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我国工业和科技领域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以“脱钩”“断链”之名“卡脖子”。面对它们的围堵与打压,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充分发挥其人才、科研优势,坚持“四个面向”,助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20]上述表述,无疑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树立了标杆、明确了方向。
(二)积极回应“人民之问”,关键是要进一步提升拔尖人才培养能力
回答“人民之问”,强调发展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教育的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另外,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期待,与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立场,确保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问题上的正确政治方向同样应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自觉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然“新”质明显,但是应自觉保有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血脉,在争创世界一流中坚持“中国特色”。
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回答“人民之问”,重点是要走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困境。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规模化需求,面对我国工业产业的“卡脖子”难题,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问题,强调要“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拔尖人才”[21]。2021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各个方面问题。他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明确指示“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认为“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造就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学人才后备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22]
“拔尖创新人才问题”是我国高校教育教学的“难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理应成为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突破点”。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具有开放灵活的办学模式,具有前瞻性国际性视野,在教育教学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处于前沿,追求创新求变的文化,拥有跻身世界一流的雄心,这些都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得天独厚的条件。将国际先进的育人理念与我国人才培养注重政治方向、政治品格、政治担当的优势相结合,新型研究型大学必然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走出一条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发展道路。
(三)积极回应“时代之问”,难点是努力创造大学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范例
回答“时代之问”,精髓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变革创新立于不败之地。新时代坐标于“两个大局”的交汇点,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新时代而生,一经出现就成为时代骄子,同时,也应成为时代进步的引领者。
回答“时代之问”,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代表先进文化。大学是一种文化组织,它将人类文化追求内在的自由与创新性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反映时代的需求,代表先进文化是大学的应有之义。然而,大学引领先进文化有其前提:一是大学本身应当具有勇于批判和富于创新的气质;二是敏锐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及时捕捉经济社会脉搏,始终屹立于科技文明前沿;三是大学与社会形成良性共生关系,彼此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发展的前提[23]。另外,大学要始终保持其知识品性,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的实质和核心”“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24]。新型研究型大学无论是研究、教学还是社会服务,都只有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才有可能担负起对时代之问的应答承诺。
回答“时代之问”,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努力践行“在服务城市中,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一提起新型研究型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与深圳,西湖大学与杭州,上海科技大学与上海,东方理工大学与宁波立刻就会进入人们的脑海,这些大学虽然有的已经进入“双一流”名单,但在管理体制上仍属于地方性大学。这说明新型研究型大学既获得国家层面的鼓励,也赢得了所在城市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声誉度的追求,对大学“反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私心”全都无可厚非;相反,大学与所在社区和环境形成一种和谐共生关系恰好是诸多世界知名大学迈向成功的“秘诀”。在此方面,美国的“赠地学院”及随后出现的“威斯康星思想”都是成功的案例。
回答“时代之问”,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发挥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作用。前文提及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管理体制机制上的变革,我们这里不妨参考一下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同为“创新主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的一些发展经验。从特征来看,多数新型研发机构具有“三无四不像”的特点:“三无”即无级别、无经费、无编制;“四不像”即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从制度变革角度看新型研发机构,近年的趋势是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坚持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加快建立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相适应的机构、人才、项目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政策,既要鼓励支持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的原始创新,又要引导激励敢啃“硬骨头”、善打“攻坚战”的协同攻关,探索与科研范式变革相适应的科研攻关组织新模式[25]。当我们做出以上分析的时候,明显体会到新型研究型大学与“新型研发机构”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基于“新公共管理”和“企业家精神”的办学理念、治理模式正在新型研究型大学中流行,并进一步推广到更广大的高校中。
(四)积极回应“世界之问”,着力点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回答“世界之问”,核心是重新定义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将新型研究型大学放到全球化背景下,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反思“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重新审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大学的使命与职能,在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构建大学与国际社会的新型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的发明,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的新的贡献。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和多边场合多次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发展。大致来说,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全人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地球村的“村民”,是“邻居”,是“伙伴”,命运与共[26]。二是当代世界的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都已高度全球化,“脱钩”“断链”“筑墙”都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只有合作才能共赢[27]。三是联合国是主持国际正义、促进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28]。四是各国政府、人民、国际组织携手合作,是应对各种极端事件和不确定性的坚强力量[29]。五是要打破“国强必霸”盲从,破除“修昔底德陷阱”[30]。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出以来,经过十年发展,这一理论已经获得越来越多国家政要和民众的认同,特别是它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结出一系列硕果。今天的大学日益处在一个地方-国家-全球化的三维结构中,大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新型研究型大学尤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面对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等危及人类和平安全的重大挑战,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发挥高端智库的作用,汇集人类智慧,提供变革建议;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屹立于科技革命潮头,布局前沿科学研究,有利于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人类健康问题等;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世界知名高校广泛建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伙伴关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共享信息、技术和成果,为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文化进步提供有力支持。
三、路径视角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一套试题,两种答案”
应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的出现与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否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就仅限于那些创生于21世纪,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特征的“新”研究型大学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都专门刊文发表关于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看法,表达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包含但不局限于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新建”或“新兴”研究型大学的看法。有研究指出,现有研究多将新兴研究型大学等同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强调其办学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是一些新设立的研究型大学也可能沿袭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并未实现真正的组织机制创新。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是组织体制机制创新,“若部分传统高校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变革性或者渐进性体制机制创新,破解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瓶颈,形成了新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也可将其称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因此应该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外延“拓展到学科发展模式新、人才培养模式新、科技创新模式新以及社会服务模式新的转型中的传统研究型大学”。[31]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实现路径上可能包含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像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那样,在一张“白纸”上做“好文章”。在没有历史包袱、缺少观念羁绊的前提下,轻装上阵,敢闯敢试,一鸣惊人。这有点类似当前一些行业里异军突起的“新势力”,通过要素驱动、资源富集、体制创新迅速占据有利“生态位”。另外一种类型,则是传统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在不同时期引领风骚,但是,它们也面临体制机制老化、资源获取和办学模式路径依赖、专业设置教学模式同质化等突出问题。然而,一旦这些大学认识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敏锐地把握住大学转型的历史机遇,在一些具有开拓意识的领导者影响下,就很可能破旧立新、浴火重生。以美国为例,在发展研究型大学问题上,既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样最早举办研究生教育,且先招收研究生,再举办本科生教育,以及从建校时起就以“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的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也有经过“学院”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的案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不妨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当时美国典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转制型”研究型大学。
我们把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上述两种类型概括为“一套试题,两种答案”。所谓“一套试题”意味着在“两个大局”的世纪之变,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高质量发展”宏观背景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领导,优化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升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进一步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能力,努力培育“四有”(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好老师,进一步增强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尤其是在建设“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方面的支撑力、胜任力。时代是“出卷人”,“新建”“转制型”两种类型的研究型大学是“答卷人”。从根本上说,两位“答卷人”的试题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一类型高校,都必须回答好新时代大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些都是“必答题”。进一步说,在“答卷”上,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所谓“规定动作”,就是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所提到的“九个坚持”。“九个坚持”既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必须牢牢把握,毫不放松,这就是“必答题”的范畴。但是在“自选动作”或者“选答题”层面,“新建”和“转制型”研究型大学需要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传统、特色等方面,错位竞争、个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新一轮的大学同质化,进一步释放高等教育的活力。